1933年8月12日  

毛澤東在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題為《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著重說明經濟建設對支持革命戰爭、發展紅色區域的重大作用。報告指出：經濟建設的目的是為著粉碎敵人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為著爭取物質上的條件去保障紅軍的給養和供給；為著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由此更加激發人民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積極性；為著在經濟戰線上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使戰爭得著新的群眾力量；為著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鞏固工農民主專政。報告提出：“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報告還批評了將經濟建設與革命戰爭對立起來的兩種錯誤觀點，指出：那種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后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的觀點是不對的；那種認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后，才說得上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發展了國民經濟，改良了群眾生活，無疑地就會極大地幫助擴大紅軍的工作，使廣大群眾踴躍地開向前線上去。假如我們爭取了上述的一切條件，包括經濟建設這個新的極重要的條件，并且使這一切的條件都服務于革命戰爭，那末，革命戰爭的勝利，無疑是屬于我們的。這篇報告和毛澤東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報告，提出了黨在農村革命根據地進行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政策。這篇報告的一部分以《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1947年8月12日  

關于劉鄧大軍南進問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電。電報指出：（一）此次我軍南進，必須減少不必要的性急，力爭少走路，多休息，以防疲勞太甚，減員太多。（二）在目前幾個星期內，必須避免打大仗，待我軍習慣于無后方外線行動，養精蓄銳，又在有利于我之敵情、地形條件下，方可考慮打大仗。（三）不要希望短期內就能在大別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鞏固根據地。必須估計到我軍要有很長時間（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間東西南北地區往來機動，宣傳群眾，發動群眾，并在殲滅敵人幾十個旅之后，方能建立鞏固根據地。八月二十二日，陳謝大軍在西北野戰軍的策應下，南渡黃河，跨過隴海路挺進豫西，策應劉鄧作戰。這封電報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四卷。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十八日，鄧小平致閉幕詞。他指出：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真正相信和依靠群眾，細心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一刻也不脫離群眾。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起碼標準。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黨內和整個人民內部，認真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全黨、全軍、全國努力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2020年8月12日 

《人民日報》報道，習近平近日對制止餐飲浪費行為作出指示。他指出，餐飲浪費現象，觸目驚心、令人痛心！“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盡管我國糧食生產連年豐收，對糧食安全還是始終要有危機意識，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影響更是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他強調，要加強立法，強化監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長效機制，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切實培養節約習慣，在全社會營造浪費可恥、節約為榮的氛圍。 

習近平一直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和提倡“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社會風尚，多次強調要制止餐飲浪費行為。2013年1月，他就作出指示，要求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此后，他又多次作出指示，要求以剛性的制度約束、嚴格的制度執行、強有力的監督檢查、嚴厲的懲戒機制，切實遏制公款消費中的各種違規違紀違法現象，并針對部分學校存在食物浪費和學生節儉意識缺乏的問題，對切實加強引導和管理，培養學生勤儉節約良好美德等提出明確要求。

1949年

8月12日 新華社針對美國國務院8月5日發表的《美國同中國的關系》白皮書，發表以《無可奈何的供狀》為題的評論。接著，毛澤東又為新華社撰寫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五篇評論，揭露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侵略本質及其對中國革命的仇視，批評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間的對于帝國主義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并對中國近代革命的發生及其勝利的原因作了理論上的說明。

1978年

8月12日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京簽訂。10月22日至29日，鄧小平訪問日本。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訪問日本。